2024年5月1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中国的部分商品实施新增关税。这些关税加在原有的基础上，涉及产品包括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及电动汽车本身，税率分别上调至50%、50%、25%和100%。尽管新增关税覆盖的商品总价值仅180亿美元，且美国实际上很少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但这举动引起了欧盟的警觉，因欧盟正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美国此番对华征税决策具有政治意图，尤其在电动汽车领域，表现出四个不寻常特征：对华补贴估计的偏离、与美国实际利益的不符、与国家安全政策的矛盾，以及与绿色转型目标的背离。分析认为，这一决策是出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选举前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倾向于“工人中心”的贸易策略。
全球视角下，这些关税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间接的负面影响。对于欧盟而言，美国的举动施加了压力，促使欧盟考虑是否采取类似关税措施，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可能转而加大向欧盟市场的出口力度。
此外，美国的关税政策还可能加速中美之间价值链的分离，特别是对于电动汽车和电池行业，这引发了关于美国能否独立构建并维持高效、低成本的电动汽车供应链的讨论。当前数据显示，中国在电动汽车生产和技术方面已取得显著领先地位，其成本优势、技术创新和市场规模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对于欧盟的电动汽车战略，平衡对华政策尤为关键。欧盟需确保既能维护本土制造商利益，又能遵循WTO规则，同时促进绿色转型并维护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这要求欧盟在实施反补贴措施时需谨慎、客观，并探索与中国合作减少补贴的途径，同时保持对内投资的开放态度，以维护汽车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和消费者利益。
综上，美国的关税举措不仅影响了中美贸易关系，还波及全球产业链布局，特别是对欧盟的政策考量产生了复杂影响，要求各方在保护自身利益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间寻找平衡。